早在五四时期，周恩来同郑先生就肯定互相知道对方了。因为周总理当时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人，郑振铎则是北京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两地相距不远，两人又都在报刊上发表过诗文。1920年8月，觉悟社召开年会，周恩来提出只有把“五四”以后诞生的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才能改造中国。于是，他带领邓颖超等十名社员进京找李大钊先生，请大钊先生指导和帮助。李大钊很赞成周恩来的意见，便建议以觉悟社的名义，邀请北京几个进步青年团体一起开会讨论。李大钊并亲自开了一份社团名单，计有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16日上午，这五个社团的主要骨干在陶然亭开会，李大钊在会上作了指导。在18日下午，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开会，正式成立了一个名叫“改造联合”的社团联盟，发表了《宣言》和《约章》。
关于这次活动，《少年中国》上有报道，可惜没有写出与会者的名单，但我认为郑振铎肯定参加了。因为，郑振铎是人道社（即《人道》编辑部）的负责人，“人道”这个名字就是他提出的；另外，他又是曙光社的成员。
而1927年春，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郑振铎是进步团体“上海著作人公会”的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后，郑振铎曾领衔与胡愈之等人在报上发表对国民党的抗议信，表达了进步文化人士大无畏的正义感。当时被敌人通缉的周恩来读到了这封信，深为感动，一直记在心中。他后来曾多次向夏衍谈起此事。夏衍在纪念胡愈之的文章中，在纪念郑振铎诞辰90周年的大会上，都提到了周总理曾向他赞扬郑振铎等人的这一正义行为，认为这是进步知识分子在革命困难时期和关键时刻对党的支持。
1949年初，郑振铎受党中央的邀请，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南下香港，再乘船北上，去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月25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郑振铎激动地参加了在西苑机场迎接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人的盛会和阅兵式。从此，他经常能见到周副主席。在他牺牲前的九年间，常常直接领受周恩来的指示而工作。他刚到北平才十一天，就作为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人民的代表，去巴黎（后改为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会。行前，周恩来找代表谈话，并亲自过问他们的行装和健康状况。为了防御西伯利亚的严寒（当时是乘火车去的），特地指示为代表们每人做一件貉皮大衣。周副主席的亲切关怀，温暖了郑振铎等人的心！5月25日晚，代表团回到北平，马上到天安门参加群众欢迎大会。郑振铎在日记中写道：“散会时已暮色苍茫，将近八时了。晤恩来。晚餐后，晤阿英，极为高兴！”从他像称老友阿英一样地称“恩来”来看，他同周副主席已经有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隔一天的阿英的日记中写道：“与振铎同志谈散佚文物事，拟成立组织董理之。请彼拟计划，俟回平时（按，阿英明日离开北平回天津一次），再找周副主席研究。”郑振铎一贯重视保护国家文物，他主动起草了有关计划后，由阿英转呈周恩来。周恩来还专门请阿英进中南海谈话，赞同郑振铎的建议。阿英当晚即向郑振铎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使他大为振奋。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文物事业的最初规划。后来，开国大典后，郑振铎成了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在文物事业上作出重要贡献，这与周总理的知人善任分不开。（郑振铎后来又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开国前夕，郑振铎参加了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国旗图案征集条例等工作，并参与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这些重要的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郑振铎又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主要从事文物工作、政协工作以及文化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在这些方面都经常直接向周总理请示，每次都得到及时有力的支持和英明的指示。例如，郑振铎建议将各项保护和征集文物的法令加入土改学习文件中，便得到周总理的支持。为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郑振铎打报告给周总理，又很快得到周总理批示，总理还特意指示当时在他身边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许广平亲自到上海指导。后来，郑振铎请周总理为鲁迅纪念馆题词，总理也在百忙中题了。郑振铎筹备的一些重要的文物展览会，如1951年的敦煌文物展览等，周总理总是亲临观看。
一些重要文物的收购，郑振铎更是直接报告周总理。1951年9月，郑振铎奉周总理之命，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在途经香港短暂逗留时，他得悉流失的清宫国宝“二希”（即《中秋帖》、《伯远帖》二件书法珍品）在香港可能被外国买去，便紧急向国内报告。10月31日，他在印度德里致上海友人的信中，便提及救护稀世珍品“二希”事，说是“总要设法买下的”。11月5日，周总理亲自给马叙伦（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伯远帖》”。当时仍在国外的郑振铎闻知此事后，极为兴奋，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凡是‘国宝’，我们都要争取的”。这成为建国初期回购珍贵文物的一件大事，国内外传为美谈，向世人昭示了新中国保护文物的坚定立场和决心。后来，郑振铎又在周总理指示下，领导了一个香港秘密收购小组，为国家购回了大批国宝级古画及古币等文物，立下了卓越的功绩。
1954年6月，北京市有人提出要拆除团城。因为团城在金鳌玉栋桥东堍，汽车从文津街开来，特别是从中南海出来，往东行驶，必须经过该桥，而从桥上下去时，与团城距离太近，一不小心就容易撞上去。那里更是中央首长经常开车经过之处，所以有人认为必须牺牲团城。然而，团城是极其精美、世上罕见的古建筑，岂容随便拆除？这时，郑振铎便又一次直接找周总理了。一天凌晨，日理万机的总理亲自登上团城，与郑振铎一起研究，终于作出指示：保护团城，不损害它的一砖一瓦；拆除束缚住马路的金鳌和玉栋两个牌楼，以放宽桥面，使之向南扩张，占用中南海的一些空间。也就成为今天团城南面宽阔桥面，车辆上下时毫无撞到团城上的危险。周总理不仅解决了团城存亡的具体难题，而且在保护历史文物与规划城市建设方面作出了范例。后来，总理还立下规矩：各地在基本建设中凡涉及到古文物的，都必须与有关文物保护部门商议进行。这条规矩一直坚持到现在，只是有的人常常忘记了！
1955年，郭沫若、沈雁冰（茅盾）、范文澜、邓拓、吴晗、张苏六人，联名打报告给周总理，要求发掘北京郊区明代十三陵中的长陵。这六位都是著名学者和重要干部（张苏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也都是郑振铎的好友。郭沫若当然也请郑振铎签名，但是他经过调查研究和认真考虑，不赞成这些好友，慎重地向总理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建议另外试掘定陵。双方当然都提出了具体的理由，这里不必细说。从人数、地位等方面来说，前者自然占“压倒优势”。然而，周总理考虑下来，赞同郑振铎的意见，并指示由郑振铎、吴晗、夏鼐等主持定陵的发掘工作。定陵试掘是成功的，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了当时在文物保护意识、保护手段、研究手段、财政经费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因此，根据周总理的决策，对长陵等的发掘计划就搁置下来了。一直到今天，一些老专家还感慨地说，历史已证明当年周总理与郑先生的看法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解放初，在古籍整理规划工作方面，郑振铎是贡献最多的一位专家学者。他最早提出了重新整理、校点《二十四史》的建议，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重视。这项历史性的工程是在他逝世后完成的，一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进行。郑振铎又最早提出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有统一的规划。周总理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隶属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郑振铎担任了这个小组的文学组组长（共分文、史、哲三个组）。他在遇难前，主持制定了《1958－1967年整理出版中国历代文学著作的规划草案》，还亲撰了序言。“文革”前的我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整理出版，基本上就是照这个规划进行的。
郑振铎于1958年10月17日最后一次率团出访，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周总理非常悲痛，立即请陈毅同志去郑先生家慰问。当时收到不少外国友人和团体的唁电唁函，周总理后来亲自复电答谢。郑先生牺牲周月时，11月17日，周总理在给邓颖超的家信中说：“这一个多月中外交、钢铁都很忙，后来又加了志愿军回国，也参加活动了几次。有一夜激于志愿军的感人战绩，又临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一首，送给陈总校正，仍感不能成诗，遂以告废。”可知周总理曾因郑振铎的牺牲而悲痛难眠。他的那首诗，可能写到郑先生，可惜他自己不满意。但愿这首诗的底稿能保留下来，能公布出来，就好了。
周总理以伟大的人格，团结教育了无数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郑振铎是其中很杰出的一位。如今，适逢他们二位百年华诞，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们！
